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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模式的内涵及民主价值

作者: 中国物流信息网 更新时间: 2020年10月06日 14:08:58 游览量: 155

简述:

论中国模式的内涵及民主价值,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经验、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的集中概括,是世界认识中国和中国认识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经验、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的集中概括,是世界认识中国和中国认识自己的重要理论范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是对中国道路的一个严峻考验,也是成就中国模式的历史机遇。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向全世界推销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美其名曰“华盛顿共识”,被认为是好的市场经济范式,借以推进西方民主制度的全球化。遗憾的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迄今缺乏成功的范例。一连串的国家都为此付出了代价,率先搞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拉美国家频繁发生金融危机,被迫转向务实主义的发展道路;苏、东转轨国家的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国家解体,不得不改弦更张;中国则在西方转轨理论的不断指责声中,通过双主题阶段转换式转型模式,最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体制创新和经济转型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使得中国模式的提法具有了坚实的实践基础。2007年以来,爆发于美国本土的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全球金融风暴,引发了堪与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相提并论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也开始品尝到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苦果。虽然,全球的经济学家和思想界都在反省“华盛顿共识”及其标榜的民主制度,但中国的经验并未能受到充分重视,在他们看来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这就使得我们不仅要探讨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也要充分探讨中国模式的制度价值。

  一、中国模式的内涵界定

  中国模式的兴起,一方面源自“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北京共识”的提出。前者表明转向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华盛顿共识”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后者则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道路的成功具有中国特色及制度贡献。这就使得总结和概括中国经验的中国模式,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客观而言,2004年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并不等同于中国模式;而是相对“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的转型主张,“中国模式”则要全面涵盖中国转型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也要涵概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失误和教训。在“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的差别研究方面,俞可平(2005)的观点非常精辟,他认为“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在所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因此,中国模式的提法更受欢迎[1]。江金权(2005)提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另一个名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这种界定非常宏观,切中了中国发展和全球化挑战的时代主题,是极具战略性目光的一个概念界定;但在成就中国模式的具体发展经验、尤其是转型经济的实践经验方面,显得过于疏漏。可以说,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中国模式的实践基础和基本框架,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的确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不能准确地总结概括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和独特实践,就很难恰当地把握中国模式的理论内涵。当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已经定型的中国模式,一切还在发展之中。例如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2005)就明确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因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3]。英国诺丁汉大学的郑永年(2008)同样认为,“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并没有完全成型,是发展中的模式。对中国自己来说,总结经验非常重要,以后该怎么做,能够怎么做,自己对自己也要有个说法,做到心中有数[4]。这种看法提醒我们,中国模式的研究并不是成就的总结,更是探讨中国社会平稳发展的制胜之策。

  中国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和实践基础,就是成功的转型道路和发展经验。国内外大量中国模式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展角度来探讨中国模式。如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2005)认为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进步主义者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经验表明,在现存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存在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5]。法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皮埃尔·皮卡尔(2008)则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将本国国情与具体实践巧妙结合的模式、一种将过去与未来相结合的模式、一种将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相结合的双赢模式[6]。在与日本模式的比较中,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高柏(2006)称中国模式为新发展主义[7];使得我们对中国模式的前途充满期待。对此,黄平(2008)的看法很能代表发展主义的理念,他提出要从理念到战略、再到国内外形象,打磨“中国模式”。“理念”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战略”是要整合力量、协调利益关系、呼应发展目标,最终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基础、确立正面的国内外形象。认为现在的关键,一是继续保持好这个增长势头,但是要转变增长方式,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使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和人民大众都能享受发展之果和改革之实;三是树立起新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使人们对最基本的政治伦理秩序发自内心地认同,在行动上自觉自愿地遵从[8]。赵曜(2008)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模式是兼具“四小龙”、美国和欧洲等经济模式的中国特有模式,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9]。马龙闪(2008)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而不是属于其他任何模式[10]。张宇(2008)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和灵魂,中国经济模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11]。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林春(2008)则认为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时期,以及其之后的新中国建设实践,直至改革初期的自我改进式转型。三者相继,标志着中国寻求自身独特现代化的道路。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有赖于中华民族自主自强的努力,包括重新审视、批判继承社会主义的传统[12]。